唐代由于统治阶级重视文治政策，对儒、释、道三教都予以扶持，佛教进入了鼎盛时期。麟德二年（665年），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则天，自东都洛阳出发封禅泰山，打破了历代帝王通常自兖州而东的东封路线，自齐州(济南)而南，先至灵岩寺拜佛，后到泰山祭典。可见灵岩寺当时在佛教寺院中的显赫地位，此举也扩大了灵岩寺在全国的影响。

    佛教禅宗奉弘忍(602～675年)为五祖。弘忍死后禅宗分为南北二宗。南宗以慧能为代表，提倡“顿悟”说，主张无须长期修行，只要一旦领悟佛性便可成佛。北宗以神秀为代表，则提倡“渐悟”说，认为必须通过长期修习才能逐步把握佛理而成佛。这也是印度佛教的一种传统说法。

    大足元年（701年）武则天召请禅宗北派领袖神秀入洛阳。此后神秀往来两京，受到朝野信徒的崇奉，被推为“两京法主，三帝（武后、中宗、睿宗）门师”（张说所撰《大通禅师碑》）。神秀死后，众弟子在北方广大地区继续传授北宗禅法。其中一位俗姓王氏的兖州降魔禅师，遵奉师命来到灵岩寺，数年之后从者云集。

    据天宝（742—755年）末年进士封演所著《封氏闻见录》记载；降魔禅师要求跟他学禅的人，务必长时间的不睡觉，不吃晚餐，静坐苦思，以体悟佛理，息灭妄念，但许其饮茶提神。后来这些学禅者走到哪里都怀挟茶叶，到处煮饮。社会上“转相仿效，遂成风俗”，自山东、河北渐至洛阳、长安。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，不论和尚、道士还是世俗之人，皆“投钱取饮”。

    在此之前，北方很少饮茶，甚至鄙视饮茶。北朝杨街之《洛阳伽蓝记》记载；北魏时王肃从江南来到北方，因饮茶甚多，洛阳城中的士大夫给他起了个绰号叫“漏卮”（填不满的酒器）。孝文皇帝问他，“茶水的滋味比羊奶如何？”王肃迎合皇帝的心理，答道，“茶水和羊奶不可相提并论，茶水只配作羊奶的奴仆。”于是，人们便称茶水为“酪奴”。有个官员叫刘缟，仰慕王肃的风采，专门学习饮茶。彭城王讥笑他，“你不追求王侯的各种珍羞美味，却喜好下等人如遭水灾的饮茶习惯。古代有专门喜欢别人身上的狐臭味，而昼夜追随不肯离去的人，你就同他一样啊！”当时王公大臣的宴会上虽然备有茶水，都以饮茶为低贱而不屑一顾，只有江南归降的人饮用它。

    至唐代，灵岩寺竟能轻而易举地改变了北方的风俗，足见其对唐代社会影响之大。北方盛行饮茶后，茶叶生意随之空前兴隆，茶商舟车相继将茶自江淮运至北方，品种繁多，堆积如山。风气迅速播及塞外，西北地区回纥等少数民族入朝，也用名马到市上换茶。自德宗建中元年（780年），官方开始征收茶税，税率为10％，一年收入达40万贯，以后每年都有增加，茶税遂成为朝廷财赋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。

    唐代以前，人们饮茶的主要方法，一是烹茶时加以粟米、调料等煮成粥状，此称羹饮法；二是将茶叶制成茶饼，饮时捣成末，冲沸水，再放入葱、姜、桔子等。相传，陆羽著《茶经》而首创煎茶法，即煎煮茶叶不加其他，品尝茶叶本味。陆羽生于开元二十一年(733年)，上元(760～761年)初年隐居苕溪(属浙江湖州)时方写《茶经》。所以，据《封氏闻见录》可知，煎茶法在陆羽之前已经创立，且流行全国。《封氏闻见录》全书不涉及荒诞怪僻之事，所记大多详核，论辨精审。宋代欧阳修、宋祁所撰《新唐书·陆羽传》即有大段文字转抄自《封氏闻见录》。